童大焕：居者有其屋打压房价还是增进保障？
http://www.haozhai.cn 文章来源: 青年时报 2011-10-20 17:05
童大焕（资料图片）
政府的决策往往难以收到实效，因此需要考虑更多现实中的复杂因素。把经济学原理过度简单化是政府决策的最大障碍。凯恩斯说：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经济，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政策去干预经济活动时，要注意政策的信誉，即政策的连贯性
A
房产业：
各种思潮集中展示的舞台
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唐代诗人杜甫千年的梦想，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纠结：在资产化金融化的道路上，它是大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财产；在千年未有的城市化浪潮下，它又是大多数流动中的国人最大的稀缺。正因此，它集万千爱恨于一身，人们爱它，恨它，骂它，却又离开不它。瑞银(UBS)经济学家乔纳森·安德森表示：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思潮，必须也只需了解中国的房地产思潮足矣，因为这里是市场派、福利派、现实派、乌托邦派、政府强制派等各种思潮集中展示的舞台。
B
限购限贷往往可能殃及池鱼
从1989年2月20日《人民日报》报道房价高，屈指算来，人们对高房价的抱怨至少已经22年了。22年来，抱怨和打压房价的呼声从未止息，政府的调控之手也几乎从未闲着，但房价却我行我素一路冲天。盖因为房价高、物价高的根本原因，是高税收、低附加值外向型经济、行政垄断和投资型政府推高物价等一系列因素所致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注定起不到好效果，甚至适得其反。
2010年底2011年初以来，中国实行了史上最严厉的住房限购限贷政策，银行准备金率大为提高。结果事与愿违，按下葫芦浮起瓢。短短半年时间，遭限购的一二线城市房租大涨，而未限购的三四线城市房价大涨。我老家的小县城，房价一年涨了30%以上；辽宁丹东，一年涨了100%……
限购限贷、银根紧缩意在房地产，却殃及池鱼，大量中小制造企业资金紧张，被迫借高利贷，引发了史上空前的高利贷和中小企业危机。但限购限贷并没有限制住民间炒房资本进入房地产。10月11日《新京报》报道，房地产调控之前，传统民间资本投资房地产主要在需求端，即直接购买已开发的房地产物业。随着银根收紧，民间资本转为通过“短期放贷”填补地产商的资金缺口，其投资形式逐步从需求端转向供应端，如投资开发房地产、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过桥贷款等。
英国作家孟肯说，“对于所有复杂的问题，都有一种简单、明显但却错误的解决方法。”我们以为凭良好的愿望和意志可以超越经济规律，把大量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，化作简单粗暴的调控手段。殊不知社会普遍联系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很多貌似直观有效的果断办法，事实上不是猛药是毒药。
C
保障房的悖论
眼看着打压房价的努力20多年不成功，社会上又流行起保障房思潮。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和未来五年内3600万套保障房则是这种思潮的直接体现。可是钱从哪里来？土地从哪里来？土地名义上是国有或集体所有，但都已“名花有主”有实际的使用权人。征地时，土地使用权拥有者是根据周边最高房价地价进行要价的。这合情合理，而高达14万亿元的地方债，却几乎全部依赖政府储备土地的升值。
这种逻辑之下，第一，商品房价上去了就难以降下来。商品房事实上还补贴了市政、保障房甚至工业用地及资金；第二，保障房不可能一枝独秀离开商品房的健康发展而独自发展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不顾实际的保障房大跃进，只会导致两种结果：偷工减料，作假虚报。所谓“商品房要钱，保障房要命”。层层向下压任务的方式，还会导致大量保障房空置浪费。很多三四线城市，商品房都大量空置，还建那么多保障房何用？
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，保障房的每一分钱、每一寸土，都来自商品房的补贴或者老百姓的税收，过于强调政府的保障房任务，实际上是给了政府更大的资源分配权，即使不算腐败成本，也势必增加行政成本。这些成本的增加，较之市场分配的高效、及时、公平而言，纳税人的负担势必整体上加重。
D
保障房之横向纵向比较
谈到保障房，人们都拿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说事。但港新是新移民相对有限的城市政府，而中国内地今天的城市，面临的是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浪潮，任何一个中国内地的城市政府都不可能做到港新模样。而即使在香港，保障房也不像人们想象的天堂。战地玫瑰、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2011年9月16日20:42在她的微博上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个香港家庭：“住在用木板隔出来的单间里的一个香港家庭，2平方米，放不下冰箱，只能用胶袋包住未吃的食物。唯一的做饭工具就是电饭煲。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，心愿是申请到公屋，比同龄孩子瘦小的孩子能有机会多吃点肉。”
不要以为天上会掉陷饼，所有的财富都是创造和奉献的副产品。著名记者唐老鸭唐师曾在微博上透露：北大名教授张中行，“85岁才分得一套78平米的三居室，白灰墙水泥地，没做任何时兴的房屋装饰。室内一床一桌一椅一柜，别无他物。屁股下的破藤椅是1932年在北大上学时买的，扶手、椅背磨得油亮，破损之处缠着白塑料绳。桌上床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，井然、简洁而有条不紊。”在一次凤凰卫视“一虎一席谈”节目上，何祚庥院士也亲口说自己78岁（左右）才分到房，140平米。天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才72岁呢！读者诸君可能有人会说，张中行何祚庥他们，年轻时有政府提供的“公租房”。是啊，他们当年拿政府人为压低的低工资，住公租房理所应当，而今天我们拿着的是市场化的工资。再想想我们的父辈，即使是农民，宅基地是自己的，不花钱，人工也是邻里亲戚互相帮忙，再请几个小工，可是在1998年以前，有多少50岁以下的农民能够自己盖得起房，尤其是像今天一样的砖混结构房？
E
政府决策不该将经济学原理过度简单化
世界经济现象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，各种简单直接的诉求，给人类带来的往往不是福利而是灾祸。近年来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越来越多的是探索“复杂世界”的学者。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托马斯·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·西姆斯。两人曾经一起供职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，因此也造就了这个学派与哈佛大学等强调政府干预的学派不同。虽然这个学派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，但总的看法是政府的决策往往难以收到实效，因此需要考虑更多现实中的复杂因素。把经济学原理过度简单化是政府决策的最大障碍。凯恩斯说：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经济，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政策去干预经济活动时，要注意政策的信誉，即政策的连贯性。切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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